来自王朔马未都的感叹:让中国人道歉有多难!

 我们中国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,在公园里,一个正在学走路的孩子不小心摔了个跟头,在后边跟着的爷爷、奶奶赶忙跑过去,孩子在哇哇大哭,对于摔倒的责任,总要有个人来承担,即便我们旁边没别的人也要赖在其他的东西上:“瞧这破石头,绊我们孩子一个跟头,都赖它,别哭了乖宝”。

孩子淘气,爬桌子底下玩去了,起来的时候一抬脑袋磕桌子角上了,爷爷奶奶跑过去一边安慰着孩子,一边还要拍打桌子两下:“让你磕我们孩子!让你磕我们孩子!”。

说起来这是个乐子,但事实就发生在我们周围,它一个破桌子,自己又不会动,明明你自己撞它上面了,你赖人家干嘛?就算他摆的不是地方,那不也是大人给它摆放在那里的吗,可能有些人会说这不是哄孩子吗,孩子一听觉得好玩,他不哭了,那目也就达到了。

其实这话没错,把责任都推给“桌子”了,没他的事了,他能不高兴吗?而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把这个事情看的很重,他将其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层面,用他的话讲叫做“推卸文化”。

如果从小给孩子灌输这种思想,长大了会给孩子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,那就是出了事就一定先把责任推卸出去,我们常讲,敢作敢当是一种优秀的人格,总推卸责任是一个不好的习惯。久而久之,道歉对于我们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难。

就像我们社会上的“路怒”现象为什么特别严重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习惯推卸责任,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,我自己没有错,所以谁也不可能向谁低头认错,最后导致一件很小的事情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。

2007年,王朔曾接受一家媒体的访谈,当时他在私下和朋友聊天的时候,提到了杨澜和他老公吴征的一些八卦,不巧被一位记者听到了,记者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料,就没经过王朔的授意偷偷登出去了,后来事情传到了杨澜的耳朵里,自然把王朔搞的很难做人。

后来王朔借着一次机会痛骂了这位记者,他觉得作为一个正规的媒体,不该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偷偷把人家的私人谈话登出去,王朔当着媒体的面,对着镜头向杨澜道歉,随后也想让那位记者向自己道歉,但对方却一直在解释,一直在推卸责任,一直在找各种理由,找客观原因,总之就是不承认自己做事欠妥,经过了十几分钟争论以后,王朔放弃了这个想法,悻悻而去。

王朔走的时候大概心里在想,为什么让她道个歉就这么难,其实小编也很同情王朔当时的心情,很多时候真的没必要解释,明明自己做事有瑕疵,就是死鸭子嘴硬,死活不认,让你承认自己的错误就那么难吗?

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”,是人都会犯错,道歉没那么难以启齿,事情都是自己做出来的,为什么敢做不敢认呢。

在王朔看来,中国人都太小看了道歉,其实道歉能解决很多问题,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,王朔提到过两件事,有一次是当年当兵的时候,他那时候还是个半大小子,在基地接电话的时候骂了一个老兵,结果对方让他等着,这时的王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,等老兵找上门来,王朔主动走出来大方的和对方道歉,对方一下气就消了。

还有一次,王朔刚考下驾照在路上开车,由于手潮,并线的时候别了对方一次,险些造成追尾事故,结果在红绿灯处,对方怒气冲冲地走下车,一看就是奔着打架去的。结果王朔坐在车里不好意思的冲对方敬了个礼,对方立刻就没事了,转身回去了。在王朔眼中,道歉不丢人,也不是没面子的事,你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才是有勇气的表现,人和人能有多大仇,是自己的问题,痛痛快快给人道个歉,谁还能跟你没完没了呢。

对于早年间郭敬明抄袭的事件王朔就曾公开批评过他不道歉的行为。

对于道歉的事情,马未都也曾说过,自己深知让中国人道歉有多难,小时候的自己从来不会道歉,明知道自己错了也绝不道歉,犯了错误被老师拽着耳朵和同学认错,吵到最后经常是这两个人梗着脖子说:“我是不对,但你也不怎么样”。这就算是极限了。

在国外,很多人不会把道歉当做没面子的事,在他们眼中,道歉不分职位高低,也不分家庭地位,父亲跟儿子道歉,丈夫跟妻子道歉,都很正常。

而以我们的传统,让父亲向儿子道歉,这种概率太小了,很多父亲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儿子道过歉,因为父亲在儿子面前就没有“错”这一说,在公司里的上司也同理,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,很少能看见领导和下属道歉承认错误的,至多是一句“这事过去就拉倒了”。潜台词就是告诉你我已经知道错了,你就赶紧就坡下驴吧,再不依不饶我刚才那句话可就不算数了。

马未都评价道:“这种推卸文化会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反思精神,出了什么事一定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,自己永远不承担责任,怨天尤人,不是赖领导就是赖制度,总之先把自己摘干净再说。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。”